“我希望能在教育界做點事”

正如當年帶著問題留學日本一樣，旅居中國的卓南生同樣對這個正在發(fā)生巨變的國度充滿了他的觀察與思考。

“起初來到中國的時候，我看到的是比較傳統(tǒng)的研究模式，基本停留于教科書。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就顯得比較單一、比較粗淺。但是我也感受到了這里的知識分子求知欲很強，有很大的動力。再往后呢，我慢慢發(fā)現(xiàn)了中國學界的一個特征，就是隨著學科視野的擴展，對西方的理論學說有些饑不擇食、生吞活剝，甚至造成了歷史觀的模糊與混亂。同時，中國學術研究的體制與思維也存在一些偏差的問題，比如在過去一切都跟著計劃走，而現(xiàn)在呢，一切都跟著市場走，或者圍著課題轉，學術研究失去了應有的主體性。說得嚴重些，在某種程度上，學術水平不但沒有因為改革開放的到來而提升，相反，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著一個更加彷徨與混亂的時代。”

對于這些問題，卓南生深感憂慮，“1968年我剛到日本不久，日本的知識分子就開展了一場針對明治維新百年的大辯論，也就是如何評價日本的近代史，如何看待日本的近代化進程與走上侵略道路之間的關聯(lián)�？上У氖�，1968年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有關明治維新的論爭沒有傳到中國，日本學界對近代化的反思沒有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深處的共鳴。像中國現(xiàn)在的公害問題、霧霾問題、官商勾結問題等，認真分析，其中不乏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翻版。日本當年就是走進了一個死胡同，過于相信近代化、相信武力，導致物質上雖然進步了，精神上卻失去了仁義”。

除此之外，卓南生指出，“在新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近年來一部分研究者似乎有從細枝末節(jié)中斷章取義的傾向，形成了‘歷史解構’熱。這種學風顯然有礙學術研究的正常發(fā)展和提高，是不應該提倡的”。

即便如此，卓南生也表達了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解與敬意�！爸袊�‘文化大革命’的過程，我基本上是在日本看到的。從‘海瑞罷官’到打倒‘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的每個動靜我都很關心，‘兩報一刊’的所有東西，我也非常關注。中國的學者失去了一個十年，但真正的影響可能還不止十年。那時候，我們這些華裔人士在不同的國度，可以自由地吸收知識，寫我們想寫的文章，看我們想看的書籍，思考我們想思考的問題，是相對比較幸福的。所以我總覺得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相比的話，我很佩服他們，至少他們在那樣的情況下還能堅持做學問。假如我們在某一些方面比他們的認識稍微深刻一些，看到的問題多一些，或者比他們多讀了一點書，我真的不認為有什么優(yōu)越的。相反，我認為我們之間可以有一些互補，特別是這些年跟年輕學者在一起交流，我也從中收獲了不少，挺有意思。”聊到這里，卓南生不無期盼，“我對自己有過這么一個總結：作為時事評論家，或者作為研究者，在日文世界里和海外華文圈，基本上我能做的事情，都盡力而為了。但是作為教學者，我覺得自己還很欠缺。我46歲才轉入教育界，不像方漢奇老師培養(yǎng)出了眾多弟子，這一點我覺得方老師是令我望塵莫及的。所以到了這個年紀，還是希望能在教育界做點事。作為教育者，我自認為還有一些剩余價值�！弊磕仙�笑道。

在程曼麗、卓南生和能干的青年秘書團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自復會以來招收了五屆共100名新聞史論師資特訓班的學員，每年暑假，這位謙謹儒雅的老先生都會奔忙于特訓班的前前后后，將他幾十年來的治學心得毫無保留地傳達給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學者。“師資特訓班的學員，不一定是來自名�；蛘哂泻芏喑晒�的精英，而是要他們帶著問題，愿意求學才過來的。我們這100位學員來自中國的60多所院校，我的想法是，提供條件、不求回報，假以時日，如果這些學員能在各自的園地里開花結果，我們作為教育者也就心滿意足了。”

在談到育人理念和選才標準時，卓南生強調，“我的第一要求是學生必須腳踏實地地做事，先去大翻書亂翻書，再從中尋找靈感。研究新聞史的學生要去看原件，還得能找原件。第二是必須認真，安心向學同樣重要。還有就是我一直教育學生，歷史一定要做得很細，只有在別人無懈可擊的時候，才有辦法站住腳。這絕不是為考據(jù)而考據(jù)，畢竟只有足夠的嚴謹細致才能保證歷史的信度�！弊磕仙�語重心長地說。

“主體”與“定位”，是卓南生在談吐間雖不經意卻頻繁觸及的詞語，這與他極力倡導的“問題意識”似乎存在著某種深刻的關聯(lián)。國家命運的跌宕起伏，個體身份的曲折歸屬，多元文化的交織撞擊，歷史定論的莫衷一是……這些在70余年的過往人生中所經歷的一切，造就了卓南生對于“我是誰”“我為誰”這些關乎存在與價值的問題，保持著慎始慎終的思考。透過他的累累碩果，卓南生的“主體意識”與“自我定位”如影隨形般地滲透在他的政論時評、學術研究、教書育人之中。無論是當年在新加坡拒絕盲從歐美風潮的他，還是后來在日本擺脫“國際化裝飾品”身份的他，或是如今在中國希圖超越自我、實現(xiàn)育人宏愿的他，這位已然功成業(yè)滿的老者，仿佛從未放松過對自我的認識與詰問。

正因如此，從出發(fā)到回首，人們眼中的卓南生，始終一面在彼岸，一面在起點。（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